央行行长去留传言为何大热：最高层领导对改革有紧迫感

信息来源：凤凰财经    2014-09-26 09:17    knroman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银行以及货币政策在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央行行长任职的关注度也就越来越高。”

　　央行行长去留的话题热度，大有家喻户晓之势。

　　近段时间，有关央行行长更迭的传闻时有传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对于央行行长任职的关注，更加显示了央行及货币政策在调控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9月24日，有媒体报道称，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或将于四中全会时期卸任。近几周来，坊间便有传闻称，现任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将接任周小川央行行长之职。

　　9月25日上午，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发布微博称：央行办公厅接近周小川的人士明确表态：外媒报道的央行行长易人之说不实。我们之前也分析，任内无重大理由易人可能性不大。（附：清友，你可以在你的各种群和微博也把我的意思说一下，可以说是我明确表态的。）

　　值得注意的是，括号部分显示管清友在微博发布该消息是经过特殊人士的授权，也即其说“接近周小川的人士”。

　　这是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一职的第三个任期。2013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周小川为中国央行行长。此前，连续10年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任期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

　　央行政策独立性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198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从2002年12月至今，周小川一直担任中国央行行长，是央行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2013年3月，周小川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央银行以及货币政策在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央行行长任职的关注度也就越来越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央行行长职位很特殊，不仅是正部级官员而且还要求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不管未来接替人选是谁，都要求具备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和功底。”

　　针对传言周小川可能卸任，瑞信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分析员陶冬昨日表示：“现在央行还没确认谁会是下一任，但我们预计郭树清会是央行下一任行长，相信郭树清也会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央行行长。”

　　陶冬认为：“无论谁来当央行行长，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上并不会发生很大转向，因为这些经济政策是由国务院主导，央行在中间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货币环境正常化的趋势不会改变。”

　　不少经济学家也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近十年来，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高。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感觉中国的最高层领导对改革有紧迫感，只争朝夕，所以我依然按此准备。”周小川说。今年7月，周小川对媒体表示，利率市场化“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

　　今年，继两次定向降准以来，央行陆续出台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撬动资金存量，同时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形成“利率锚”。不久前，央行推出PSL(抵押补充贷款)，向国开行发放3年期1万亿元PSL，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近日，又有消息称，央行分别向五大行投放共5000亿元SLF(常备借贷便利)。

　　谈及利率政策方面，周小川称，央行还是要通过货币市场的有效传导机制，来体现央行政策利率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央行准备用短期和中期政策工具来引导利率水平，正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央行金融改革这些年

　　“在周小川任职期间，央行的透明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只要上央行网站，就能查到很多有用的信息，同时，他还发展了很多能管控经济的货币工具。”陶冬称，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货币政策来保增长以及稳定价格，陶冬预计央行的中期目标将努力实现货币政策全球化。而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对于全球经济、货币环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实际上，周小川主政央行十多年间，货币政策无论在决策和执行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多新变化。

　　从2003年4月创造性地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政策工具组合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较早重视房地产价格变化，从2003年6月开始对房地产信贷进行风险提示，逐步建立起以调节首付比例和利率杠杆为主的、差别化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同时，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10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及世界经济逐步复苏，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央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有效控制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过快上涨势头，保证了货币条件向常态回归。

　　2011年10月份以后，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外需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等问题，央行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

　　2011年起，我国告别“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财政政策相对扩张、货币政策相对中性的政策组合拳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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