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信息来源：金融范    2020-12-03 16:41    knroman

郭树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专门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保障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做好贯彻落实，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深刻汲取金融监管的历史经验

我国是最早出现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完整的金融活动管控制度，可以说，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

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各类金融业务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各种金融风险和危机不断爆发。1720年英国颁布《泡沫法》，标志着国家开始对现代金融活动实施监管。1933年美国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确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国家逐渐兴起混业经营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反思，修订发布一系列新的监管标准和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探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包括对所有金融活动进行监管。之后，陆续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逐步形成银行、保险、证券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格局。2017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次年组建银保监会，监管的权威性和协调性更趋完善。

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商品经济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产业代表的实体经济，二是金融代表的货币经济。实体经济是货币经济的根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然而，金融的本性决定其特别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泥淖。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把防止脱实向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次贷危机前，欧美影子银行五年增长一倍以上，很大比例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我国交叉金融业务一度也十分复杂，经过3年多的集中整治，总体风险开始收敛。

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无论从事何种实业或金融活动，都需要先有本钱，否则就不可能开展正常经营。工商生意如果本钱不足，那就难以循环下去；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

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作为物化的劳动价值，资本具有随时间而增长的特性。但资本在增值过程中必然伴随风险。通常，国债平均收益被视作“无风险收益"。在此基础上，每多一分预期收益，就多一分潜在风险。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金融的核心职能是信用中介，诚实守信和法治精神是金融运行的基础。一方面，金融机构要恪守职业道德，提供“货真价实”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股东、债务人等利益相关者也要依法依规，严格履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逃废债务。

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既能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重大风险。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美国1999年重新允许混业经营后，房贷支持证券、信贷违约掉期、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品大量出现，成为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一些网贷平台打着“创新”旗号违规经营，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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