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

信息来源：金融时报     2013-12-27 13:53    knroman

 
九、风险意识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的险恶环境中养成了强烈的风险意识。在军事斗争中，他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在党的七大，为使全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讲了“准备吃亏”的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毛泽东当时所列举的十七条困难，就是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时刻保持应有的警觉，防止意外。长征中的巴西会议及会后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依据风险意识，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体现。解放战争中胡宗南一度占领延安，在陕北清涧的枣林沟，毛泽东主持会议将中央分为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委”，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后委”，都是在“风险意识”作用下防止“中央”被国民党“一锅端”的有效措施。今天，按“风险意识”指导金融工作，在看到金融工作成绩的同时，一定要看到金融风险的一面。金融风险永远存在，经济越发展越存在，当前主要集中在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影子银行、外汇储备过高等方面，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警觉。

 
十、管用意识

　　管用意识，就是工作措施、政策理论都要管用，起实际作用。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没框框、不信邪，反映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是要管用。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据回忆，在延安时期，他曾经讨论“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军事”的问题——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所谓军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着打。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也完全是按照有用、管用的思路去做，不搞花拳绣腿。他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那个时代就是最管用、最通俗的军事理论。

　　那么，金融工作的管用意识是什么呢？比如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来的，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借鉴中一定要符合国情、管用。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为例，过去我们实行人民银行一家监管，优点是“全覆盖、效率高”，有问题内部协调即可，缺点是力不从心。从防范风险“管用”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实行“一行三会”体制，加大了监管力度，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发挥了作用，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容易出现“真空”（几不管地带），二是效率低（需要大量外部协调）。这些都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实际管用”出发适时进行完善。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体制，关键是管用。

　　总之，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与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使其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领袖，他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从事的金融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上述“十种意识”是我的一些粗浅体会，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谨以拙文以志纪念。

　　（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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