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正式展开刑事调查，焦点是华为是否对伊朗非法出口美国科技产品。从表面上看来，这正应和了多方揣测——在中兴禁售令之后，华为将成为另一个被美国“开刀”的中国企业。但是，我们不能以单纯以“美国棍”打压“中国芯”的现象视之。
华为和美国政府掰了十年，如果中国人从中获得的教训仅仅是“中国政府应该反过来制裁苹果公司”，那也未免太亏了！
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趁这个机会领悟到：在商业运作中厘清界定与政府的关系上需要更透明，对于关联方和“一臂之遥双方独立的公允交易”的定义需要更明确，对于华为曾经面对的质疑，必须事先准备答案。
不可否认，目前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贸易战之中，华为调查案也不免变成谈判桌上的一枚棋子。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兴和华为事件更加凸显了这些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各国对于中国的种种反弹，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的投资、孔子学院、领事馆赞助中国同学会、学术间谍等等，都基于一个危险的假设：中国来的企业（即使是民营）和个人也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延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政党的“爪牙”。
中兴事件后国内的商业、科技和舆论圈，甚至海外华人圈，为美国企图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阴谋论”而上纲上线，掀起了一股“高科技义和团”的怨怼，认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害怕中国的竞争，已经转化成以政治手段阻止中国崛起的小肚鸡肠行径。这个姿态虽然在国内很有“卧薪尝胆”、“忧患意识”的凝聚力，但是也经常有倒果为因的危险。
更何况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1900年的中国，2018年的国际形势也与八国联军的时代背景有别。
同样地，美国政府和舆论也不该把今日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等。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有些中国龙头企业想要走出去，但总是搞不定美国？
当中美都在揣测对方的“司马昭之心”之际，目前许多国内的叙事，把高科技的壁垒视为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的主要动机，也就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行其打压中国科技之“实”。
但是这个观点忽略了从时间顺序看，其实在领悟到中国已经开始在某些科技领域超赶之前，美国早就对中国企业（如华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领域里的动静，一直抱着高度警戒的态度，特别是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中国企业一方面以标榜与政府关系上通下达，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不受政府控制。
把中美贸易之争的几个结点，简化为中美科技争霸战的逻辑，并不会帮助国人了解中美在竞争与合作上的痛点，也不会帮助中国真正在国际上的崛起，因为要超赶美国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必不能忽视支撑美国优势背后的企业制度和商业架构。
同样地，中国的龙头企业想要在国际上造成持久的影响力，便不能无视企业个体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在企业内部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法规制度上，仍然执世界牛耳之实。
既然中国已经全面拥抱高新科技，在争取中国科技领先之际，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赛先生”之辩，也没有必要把企业独立运作、避免利益冲突的最优实践制度，视之为西方以自己标准强加诸他人的意识形态之争。
其实目前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争议点，可以从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对中兴和华为的调查报告》看到清晰的脉络，它简直是美国现在采取的种种防御措施的“预告片”！ 甚至胜于最近一年半之内发布的 《美国联邦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受中国威胁的分析》报告（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2018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发布）、 《中国的技术转移战略： 中国对新兴技术的投资如何使一个战略竞争者获得美国创新的皇冠珠宝》（美国国防部附属组织国防创新组实验室，2018年1月对外公开）、甚至《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白宫报告，2016年12月）。
只可惜在美国众议院调查报告六年后，中国企业似乎仍然缺乏对于这个报告的正确解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设备被美国公司采用后可能成为中国监视美国的工具。报告还指责华为从事贿赂和违反移民法。
我个人认为，不论目前中美的贸易冲突如何收场，这份报告暴露的美国监管和中国企业之间标准的差距，也就是说，许多国内习惯的商业规则，与美国要求的透明度有相当的距离，将会继续成为未来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路障。
华为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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