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当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庆祝两年制MBA项目录取女性50周年时，我回到课堂，讲授一个新撰写的案例研究，内容是关于女性在哈佛商学院的经历。我在讲板上写下了三个年份：1963年，即8名女性开始她们第一年课程的年份；1988年，即从1963年到现在的中间点；最后一个是2013年。对这三个年份发生的事情，我都有着亲身感受。
50年前，我出生在印度，那时我母亲19岁。她曾非常渴望作一名医生，却因包办婚姻而与我父亲成了家，没能实现职业梦想。她一生从未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对自己没能成为医生也没有感到特别强烈的遗憾。但她时常问自己，如果成长在一个可拥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她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25年后的1988年，我来到哈佛商学院作教员。那一年，女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5%。当教员的前几年里，我经常会向妻子寻求教学方面的建议，那时她刚刚拿到MBA学位，正准备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妹妹则是一位心脏病医生。她们这代人感到，自己有了比我母亲那代人多得多的职业选择。
如今在我们的项目中，女性学生的比例已升至41%。然而，企业高管中的女性依然寥寥无几，薪酬和升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仍旧存在，职场中还有一些细微以及不那么细微的性别偏见。为了改变这一切，我们能做些什么？下面将谈一谈哈佛商学院已着手采取的行动。
首先，我们可以对课堂的学习效果进行统计和管理。过去三年，我们分析了学生课堂表现的性别差异。鉴于课堂参与度是我们评分机制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跟踪了教授们所用的、吸引学生融入课堂的模式，并努力帮助男性学生和女性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教学。通过为每名学生创造进步的机会，我们已经能够在缩小学习效果的差距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商学院还可通过开展前沿的学术研究，来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如果我们的教师能创造新的战略或治理理论，那么他们也能够发明新的方法，来应对为两性均创造足够机会的管理挑战。例如，我的同事罗宾•埃利(Robin Ely)针对如下这个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第二代”性别偏见通常会如何设置无形的障碍，来阻碍女性成长为领导者。我们还在努力增加以女性为主角的案例的数量。我决心把我们的研究精力集中在更深刻洞察女性面临的挑战上，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第三项努力是让男性更多地投入到此事中来。这方面的努力已经开始了。当我和学生们谈到有关“事业和家庭”的问题时，我惊讶地发现，男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女性学生是一样的。他们意识到，如果企业不想办法帮助家庭（而不仅仅是女性）处理好和事业之间的平衡，他们同样会受到影响。今年，哈佛商学院女学生协会(Women’s Student Association)创立了一个新项目，任命了若干“男性大使”——这些男性加入了女学生协会，并参与该协会主办的活动和讨论。这类举措可拓宽两性间对话的范畴，使之不再局限于一些人眼中老一套的“女性话题”。在我们此次举办录取女性学生50周年庆典期间，最鼓舞我的是学生们的一贯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可以想象的是，有朝一日我们再也不必讨论这个问题。
作为一位带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感受加入哈佛商学院的人士，我对自己获得的令我成功超越梦想的机遇心存感激。因此，我很看重一点，即哈佛商学院在下决心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哈佛商学院能找出在我们的校园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向学生们展示，如何领导他们自己的企业做出改变。最终，我们也许会成为指引商界的一座灯塔。
本文作者是哈佛商学院院长
译者/沈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