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金融十大新闻

　　1、不对称降息、创设中期借贷便利、定向降准
　　央行不断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事件 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决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
　　从2014年4月25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从2014年6月1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在已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并开展试点的基础上，2014年9月和10月，人民银行创设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分别投放基础货币，在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商业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煜辉
　　降去年金融市场经历了流动性冲击后，央行在资产业务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货币工具的创新，通过SLO+SLF试图在短端构建一个利率走廊，今年6月份后又相继推出PSL、MLE试图打造中长端政策利率指引，加之通过定向降准和再贷款引导信用流向中央所确立的“转方式、调结构”方向，央行货币政策呈现结构化特征。这或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理性选择。
　　在财政和国企等深水区域改革尚未启动和完成的情况下，央行的总量操作一直相对谨慎。如果将把资金配置的主动权过早地交回给银行体系，在当下地方政府、国企和商业银行仍处于预算软约束的环境下，那必然会使得整个宏观财务杠杆水平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导致国家整体的债务率快速攀升，使得宏观风险开始聚集。这是宏观决策者和宏观职能部门所不愿意看到的状态。
　　央行于11月22日宣布降低存贷款利息。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属于存贷款利息不对称调整。而事实上，我国在6月份就可能逐步进入了减息通道。央行通过一系列数量操作融入了对价格的引导。比如6月份央行对开行1万亿的PSL，利息为4.6%，而同期的1年期Shibor是5.2%；9月份央行对四家大型银行实施了5000亿元的MLF，利息为3.5%，而同期的3个月Shibor是4.5%；7月、9月、10月、11月四次下调14天正回购操作利率至3.2%。
　　央行开始调低官定的存贷款利息与目前的宏观条件相关联。6月份开始，经济“新常态”定调后，各部门开始主动适应“新常态”进行调整。总需求下行压力被允许更大程度地释放，价格下行开始加快。去年10月CPI是3.2%，今年同期是1.6%，掉了1.6个百分点，但信贷投放的名义利率还在7%以上，甚至略升，经济中实际利率上升压力凸显。名义利率如果跟不上价格下行节奏，则意味着投资会进一步加速萎缩（形成债务通缩螺旋上升压力）。“新常态”下，我们允许和接受经济增长中枢换挡，但也要防止经济和投资失速。
　　未来价格下行（特别是地产价格）将引导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发力，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可能路径是：量化降准以引导巿场利率下行，然后再减息予以追认。这大概是一种缓慢释放宏观风险（减杠杆）的节奏。

　　2、沪港通开通
　　沪港双向投资进入新纪元
　　事件 11月17日，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正式开通。自此，沪港两地双向投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开通以来，沪港通业务运行平稳，两个通道的交易量稳步上升，沪股通的使用额度情况好于港股通。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
　　2014年11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沪港通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按规定，在试点初期，沪股通的股票范围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180指数、上证380指数的成分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分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沪股通批准额度为30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上限130亿元。港股通批准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上限105亿元。参与港股通个人投资者资金账户余额应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可以说，沪港通的开通，有利于加强内地与香港市场的互联互通，发挥两地市场“资源共享、机会共享”的协同优势，提升两地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A、H股市场，离岸、在岸市场的定价会因此而改善，同时，两地投资者及专业服务机构会有更多的机会。还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最后，沪港通的推出是具体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措施，也促使我国加快推进金融改革。
　　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以来，沪港通下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有序，交易结算、额度控制、换汇等各个环节运作正常。据港交所统计，11月17日至12月12日，即沪港通开通的首20个交易日，沪股通平均每日成交58.4亿元，平均额度用量为32.9亿元，占每日额度上限130亿元的25.3%。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为7.57亿元，平均每日额度用量为4.77亿元，占每日额度105亿元上限的4.5%。其间沪股通最高单日总成交额为11月17日的121亿元，港股通为12月5日的20.3亿元。沪股通的平均每日成交约为港股通的7倍有余。
　　交易所数据显示，在沪港通推出的前四周内，沪股通及港股通的全日买入成交额均超过卖出成交额，使用额不断提高。沪股通每日的买盘均高于卖盘，每日卖出成交额为3.01亿元，几乎不到买入额度的1/10，境外机构对A股惜售明显。目前已有人民币669亿元的额度被使用，相当于总限额3000亿元的大约五分之一。港股通的资金使用额略小，只有84亿元，占2500亿元额度的3.4%。沪股通日均交易额超过港股通，“北上”资金超过“南下”资金。以12月19日为例，沪股通当日余额约119.29亿元，余额占额度百分比为91%。港股通当日额度余额为102.52亿元，余额占额度的为98%。
　　造成“南冷北热”的主要原因：第一，沪港两地市场的估值对价差从4月起的半年至今已基本持平；第二，港股通初期设50万元投资门槛也将不少内地投资者拒之门外；第三，内地投资者不论在对联交所交易规则还是对港股上市公司基本面的了解都还很有限，需要逐步去适应；最后，近期A股市场表现强势，上证指数一路放量上攻连创新高，使之内地投资者交易港股通的热情有所降低。
　　沪港通为内地与香港建立了资本流动的桥梁，如何发挥好这一桥梁的作用，凝聚沪港两个市场的优势，提升两个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为中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作出贡献，是下一步要做的重要工作。
 

　　3、“新国九条”颁布
　　护航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
　　事件 5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新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发展和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规划和指导部署，被称为“新国九条”。
　　“新国九条”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三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包括发展多层次股票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培育私募市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营造资本市场良好发展环境。提出要加快建设多渠道、广覆盖、严监管、高效率的股权市场，规范发展债券市场，拓展期货市场，着力优化市场体系结构、运行机制、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实现发行交易方式多样、投融资工具丰富、风险管理功能完备、场内场外和公募私募协调发展。到2020年，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苑德军
　　“新国九条”是国务院第二次以文件形式发布的关于资本市场的纲领性文件，其对新时期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开放和监管等进行了统筹规划和全面部署，从九个方面明确提出了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根本任务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新国九条”是国务院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进行的顶层设计，清晰勾画出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和政策环境。
　　自今年年初特别是“新国九条”发布以来，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融资工具创新和制度创新持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优先股发行付诸实施，这一融资工具被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所青睐，上市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拓宽；新三板市场建设加速，挂牌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做市商制度推出且做市转让活跃度不断提升；严厉的新版退市制度面世，新的退市通道开启，上市公司退市的市场约束机制强化；沪港通正式开通，国内投资者的投资选择空间放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券商积极探索实施互联网证券业务，增加人力物力投入，加强与网络平台合作寻求线上业务支持；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出台，互联网金融被纳入监管视野，通过网络平台的直接融资将有法可依；证监会规范私募基金业务的管理办法发布，私募基金备案制开启，私募基金发展步入阳光化、规范化轨道；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放松，并购市场环境改善，并购时间成本下降。
　　资本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等方面，具有其他金融市场子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更应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强力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使资本市场成为调结构转方式的推进器、创新驱动的加速器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应继续完善新三板市场，加快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注册制作为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头戏，是降低企业上市门槛、使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制度变革。应抓紧建立相关法律及注册制运行所需制度规则，稳定市场环境，为注册制推出创造必备条件。须加快发展证券交易所机构间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范围，简化发行审核流程，为更多企业举债提供便利。要进一步丰富并购支付手段，放松并购行政管制，优化并购市场环境，提高上市公司并购的市场化、便利化程度，促进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资产重组或获取新产品、新技术，推动产业结构整合升级和经济转型。
 

　　4、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
　　存款保险制度渐行渐近
　　事件 11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就中国人民银行起草的《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明确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12月30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底对存款情况进行的测算，最高偿付限额可以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存款。目前，世界上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
　　点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 魏加宁
　　存款保险，廿年磨一剑，时间不可谓不漫长，道路不可谓不艰难。2014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出台，无论是对百姓而言，还是对银行而言，或是对国家而言，都是值得牢牢铭记的历史性事件。
　　就百姓而言，首先，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表明国家的政策重心将从保护金融机构转向保护存款人，从而使存款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更加直接的保障。其次，国家通过法律条例的形式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为存款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再次，国家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银行破产时的理赔筹集资金，可以为存款人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最后，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金融机构间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服务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广大百姓长期受益。
　　就银行而言，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防范个体风险的责任就是银行自身，这便可以大大减少监管部门的过度干预，诸如利率管制、存贷比管制和贷款规模控制之类的金融管制措施都可以放开，将自主经营权归还给银行；另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也会倒逼银行改善金融服务，提高自主经营能力，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提高竞争力，从而使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水平得到真正提高。
　　就国家而言，存款保险和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是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构件。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安全网一直是“二缺一”，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有助于我国金融业的长治久安。
　　此外，以法律形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化精神；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形式对存款保险条例进行论证，体现了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精神——而法治化加民主化，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件，因此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具体实践。
 

　　5、首批民营银行获批筹建
　　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
　　事件 2014年3月银监会批准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7月25日和9月29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分别正式获准筹建。12月12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获准开业。
　　首批获准筹建的5家民营银行分别由阿里巴巴、腾讯、百业源等民营资本参与发起并自担风险。纯民资发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是国家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对民营资本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
　　与普通银行不同，首批民营银行初步设定了4种经营模式：“小存小贷”（限定存款上限，设定财富下限）模式、“大存小贷”（存款限定下限，贷款限定上限）模式、“公存公贷”（只对法人不对个人）模式、特定区域（限定业务和区域范围）模式，服务当地的小微企业。
　　这5家试点民营银行在发展战略与市场定位方面各有特色，其目标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和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在填补部分地区金融对小微企业供给不足的同时，也会在同行业中发挥“鲶鱼效应”。
　　由于银行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监管部门要求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体现竞争性、永续性、安全性，要尊重规律，试点先行，探索经验，稳步推进。
　　点评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研究总监 詹向阳
　　2014年银监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筹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一回。其政策导向的意义大于这些银行成立的实际意义。
　　首先，这是对经济主体多元化的适应性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引推动下，经济主体基本实现了多元化。相比之下，在金融领域，公有制金融机构还是主体。经济决定金融，多元化的经济必然呼唤多元化的金融主体和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业是对经济主体多元化需求的迎合和顺应。
　　其次，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业必然要求金融监管的适应性改变。目前，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已不止于新批的这5家民营银行，有数据表明：在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银行中民间资本的占比为5.29%，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的占比为41%，在144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的占比为54%，在农村金融机构(337家农商行、147家农村合作银行、1927家农信社)中民营资本占比更是达到了90%。如何引导和管理这些进入银行业的民间资本对金融监管层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的本性是逐利，如果没有及时得力的引导与监管，过分的逐利必然会引发不良资产的增加，导致支付危机。而在金融市场已经高度一体化条件下，个别银行的支付危机可能引发全市场支付链的断裂，从而引发局部甚至全社会金融震荡。因此，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相对应的应当是金融监管的及时跟进，既要放得开，更要管得住;既要进得来，还要退得出。
 

　　6、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丝路基金宣布筹建
　　事件 2014年10月24日和11月8日，中国相继宣布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亚投行由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共同投资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
　　点评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盛松成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主要是为亚洲地区和“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
　　一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筹建将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筹建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弥补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减少各国资金外流，促进各国经济的“活力与增长”。
　　三是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可通过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启动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建设一批产业园区，打造分工协作、共同受益的产业链、经济带，以此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四是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协定。比如，中国与多国互签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印度、孟加拉国等签订的亚太贸易协定等。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进一步便利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将更为紧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筹建将推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7、保险“新国十条”正式亮相
　　事件 8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正式亮相。这部被保险业内简称为“新国十条”的意见，不仅明确了现代保险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定位，指明了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还明确了建设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支持政策。
　　点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伟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保险国十条”）是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从“新保险国十条”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指导思想是，“立足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放在经济社会工作整体布局中统筹考虑……使现代保险服务业成为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象，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角色定位变得更加清晰。
　　我们认为，保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治理的“工具箱”中，是否备有并运用好“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是判定一国的国家治理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风险管理”，要做好国家治理，一个重要基石是做好全社会的“风险管理”。其实，不论是传统的国家治理，还是现代的国家治理，都需要风险管理。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国家治理不需要“保险”，政府直接站在面对风险的第一线，成为风险承担主体；而现代的国家治理则需要“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政府保障、保险市场和社会慈善”，即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构筑一个全社会的风险管理体系。在这个风险管理体系中，政府保障是托底层，市场化的保险制度安排是核心层，社会的公益慈善是补充层。而且，通过保险制度，还能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使国家治理的总体效应实现最大化，总体效果实现最优化。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新保险国十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表现，看保险业能否真正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因此，“新保险国十条”的发布，决不意味着保险业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对保险业的改革发展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事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10月19日在中国金融学会举办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时表示，人民币已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人民币跨境收支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已接近25%，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则超过15%。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到174个。
　　点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丁志杰
　　五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成效显著，作为国际货币的各项职能基本齐全。国际支付手段是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人民币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具有标志性，在我国对外贸易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跨境贸易融资、国际支付结算还是外汇交易方面，人民币都进入了全球前十。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还占据了一些制高点。广泛的本币互换协议签署使得人民币成为中国对外提供国际信用支持的工具，一些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纷纷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行列，人民币离岸业务成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必争之地，一些国际大宗交易价格开始尝试以人民币计价。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还有待深化。人民币在我国跨境贸易支付中占比还不够高，还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国际货币”，绝大多数使用者是我国企业，甚至一些交易两头都有中资背景。拓展人民币在没有中方参与的第三方跨境支付是未来的重点。在投资领域，人民币主要用于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资产，高利率和汇率升值是主要的吸引力。我国多年来贸易持续顺差，贸易顺差最终以美元形式对外输出储蓄。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直接对外输出储蓄转向对外输出资本，让人民币成为对外输出资本的载体，对我国经济崛起和国际地位提升具有战略意义。
　　2015年特别提款权将调整货币篮子。目前特别提款权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构成。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的条件已经成熟。成为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标杆之一。尽管存在着来自某些发达国家的阻力，但我国应当争取实现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
 

　　9、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
　　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
　　事件 3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自2014年3月17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即每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对外公布的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下2%的幅度内浮动。
　　点评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 赵庆明
　　汇率市场化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汇率市场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之一。汇率市场化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汇率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扭曲和错配。汇率市场化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稳步推进，既要防止止步不前，也不能急于求成。自2005年7月21日启动汇改以来，央行采取了逐步放开汇率波动区间的办法。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最初的千分之三扩大到千分之五，再扩大到百分之一。截至今年初，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5%，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或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具备了进一步放宽波动幅度的条件。
　　波幅扩大意味着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央行常态式干预的逐步减少。从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经历了一个先贬后升再贬的走势，汇率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尤其是3月17日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弱。到4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一度跌至6.2676元/美元，相对于年初的高点，跌幅达到3.62%，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贬值，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据统计，今年4月至10月，央行外汇占款减少了111.04亿元，而此前数年央行外汇占款月均增加2000多亿元人民币，这表明3月份扩大汇率波幅以来央行确实在大幅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汇率波幅扩大也意味着汇率风险的加大。实体经济部门应该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不能再寄希望政府会维持汇率稳定或让汇率不动，也不能继续过去单边升值的操作思路。从短期看，企业管理汇率风险，可以运用外汇远期、掉期、期货、期权等工具来对冲；但是，从长期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根本手段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定价权，归根到底是要靠创新。
　　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需要完善外汇市场建设。俗语说“先搭台后唱戏”。汇率市场化的“台子”就是外汇市场。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需要做的工作：一是放松实需原则，允许投机。投机交易越活跃，交易量越大，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才会越好，才会形成具有价格弹性的汇率。二是发展场内交易。外汇市场包括OTC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当前境外多家交易所纷纷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如果我国境内迟迟无法推出，就有可能导致定价权旁落，造成对我国不利的局面。
 

　　10、上海自贸区试点稳步推进
　　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
　　事件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了创建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上海自贸区在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进行了各项改革和试验，取得了显著成绩：新设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等超过3000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累计发布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的意见和13项实施细则；建成了包括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在内一批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市场；人民币产品定价和清算中心日渐成型；包括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在内的各项改革的先行先试，为后续金融改革奠定基础和提供经验。
　　点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备受瞩目的上海自贸区自去年挂牌成立以来，在坚持“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下，试点工作稳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等亮点频现，各项金融改革措施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望一年多来的自贸区金改，进展巨大，成果颇丰。
　　首先，自由贸易账户落地，作为投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工具和载体，是本轮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最大亮点。自由贸易账户模式设计独特，内外有别，对外高度接轨，“离岸自由”，对内“有限渗透”，把握住了“一线完全放开，二线有效管住”、风险可控的原则。依托该账户，可打通区内、区内境外、境外三方市场，资金融通更加方便、快捷、高效，惠及实体经济，是提高自贸区对外开放水平、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桥梁。目前该账户主要提供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投融资创新等相关金融服务，未来可按照“成熟一项、推动一项”的原则继续开展投融资汇兑等创新业务，探索分类别、有步骤、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自由贸易账户和“沪港通”将双轮驱动深层次的资本账户开放。
　　其次，积极推动自贸区内面向国际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继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和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抢滩自贸区后，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等八个国际交易平台也在积极酝酿中。推动自贸区内各类交易平台建设，意在引进境外投资者，实现资本市场开放，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加快国际化进程；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全国各交易所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实践。
　　第三，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做出诸多尝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是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闪光点，目前已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该业务益于跨国企业打通境内外资金流通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全球资金的集中管理与调配；有助于形成人民币“蓄水池”，为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创造条件。人民币跨境借款全面开闸，区内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融得境外资金，尤其利好中小企业，缓解了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极大地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推动跨境人民币第三方支付等尝试也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留足空间，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此外，自贸区内率先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符合央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的四步走战略，步伐较谨慎。探索推出了几批金融创新案例，对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创新提供借鉴。上海自贸区作为“新常态”背景下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未来金融改革方面的成绩仍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