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勇气与社会担当

信息来源：搜狐博客    2013-12-07 01:09    knroman

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听他慷慨陈词，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不想只隔了两天，5月13日，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勇气一直为我心仪。斯人逝矣，我心伤悲！

1975年，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大寨经济学”编写组。随后，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大寨哲学”编写组也来到这里。这两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就都被裁撤回北京了。不过，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限制自由的“重点审查对象”，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还有对当局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回京以后我们仍然时相往来，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一样，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直相知相重。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一样，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我曾经在《未定稿》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参加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专著。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也极为重要。

那段时间，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后来所谓的“阳关道”（坚持集体经济）还是“独木桥”（实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争论。一方面，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要求“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之所以遭遇强烈反对，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把搞包产到户提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高度，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2年后，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成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质疑。1979年6月，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丰收形势喜人，也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被“资本主义”这根大棒打怕了，正在面临 “纠偏”的强大政治压力。返回北京不久，他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指出，“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鉴于禁止包产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要求“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格于当时的形势，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未定稿》增刊，而不是《未定稿》上。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为日后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准备。

1980年春，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对包产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内，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农村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重新评价“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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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    担当